张大中兄妹七个，排老三。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，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，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，早在文革前、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，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。但是文革当中，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，最终被定为"反革命罪"。

        张大中遗传了母亲倔强的性格。在跟国美谈判时，张大中跟黄光裕说，"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，否则我宁愿30亿跟苏宁谈，也不跟你谈。"这种固执，对手不理解，身边的人也不理解，但是"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决定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哪怕后果很糟糕"。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，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。

         1979年开始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。1980年，落实政策，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，兄妹七个，每人1000。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，张大中陷入了沉思——用这笔钱干什么？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、买大衣柜？那是绝对不行的，不能糟践了！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，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"干点什么"的念头非常清晰。

        这一年，张大中31岁，刚刚插队回城，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，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，一半用来结婚，剩下的作为"干点什么"的启动资金。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，"变身"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。26年后，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，不同的是，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。

        电器铺的小老板

       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，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"干点事情"的脚步。1982年冬，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，成为张大中经商赢利的起点。 

        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，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"三无"产品，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，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。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。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，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，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。

         1982年底，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——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都是一封个性化十足的辞职信——由于这份工作不符合本人理想，我决定辞职，请供销社领导予以批准——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，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"铁饭碗"，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。 

        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，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，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，他如获至宝，低价买下，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，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"先走半步"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——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，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。

        1982年4月，张大中成立了"张记电器加工铺"，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，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、安装等领域，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，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，"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"。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，张大中发现，在北京，制造业不如商业，"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，制造业的利润太低，资金周转周期太长，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。"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。

        1986年，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，虽然只有十几平米，但是生意非常红火，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。